《秦淮世家》（《钞库街》、《桃叶渡》、《乌衣巷》）充分显示了作家“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的艺术追求和气魄。它以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在复杂而尖锐的党派之争与亲朋世交的情义和分歧相交织的矛盾冲突中，刻划了以谢氏及尹、邹三个家族的五代人为主的众多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坎坷命运，描绘了既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历史底蕴又较早感应现代意识的秦淮文化风情。作品主要描写的是带有传统宗法色彩的名门望族的家庭生活，诸多人物之间的姻亲联系又构成了三大家族的错综交叉的关系，但作品主旨既不是像一般家族小说那样揭示宗法礼教传统与个性要求的矛盾，也不是着意剖析封建传统文化的负面沉积或揭露封建宗法家族的腐朽性。作品主题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它正面凸现了作为江南文明代表形态的秦淮文化的主流风骨及其士文化的积极意义，热情肯定了传统士文化的节、义崇尚和秦淮文化孕育下的淳厚、善良的人性人情；另一方面，作品还揭示了这种淳厚善良的人性人情和生存个体与历史意志的冲突，即居于强势地位且往往处于迷狂状态的、反复无常的历史意志，对于美好人性人情和弱小生存个体的肆意摆布、扭曲和蹂躏。
首先，作品正面肯定和张扬了秦淮文化传统美德及其士文化的节、义崇尚，赞颂了淳厚善良的人性人情。前清翰林谢庭?是谢府德高望重的族长，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内忧不断、外患频仍的历史过程中，他所表现出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对其家族后代及亲友的行为，一直产生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老夫人窦氏和续弦菊香身上，则体现着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长子谢子虔、梅韵夫妇，及第三代中的谢嘉华、邹曼若等，都是继承了这种家族遗风和美德的典型形象。在作品中，窦氏与菊香的主仆亲情，梅韵与川崎君代共侍一夫的亲如姐妹的情义，邹曼若处处克己为人的情操等，都具有不同流俗的艺术感染力。其次，作品突出了这诸多可谓善良、美德的化身的人物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而造成他们的悲剧的根源，则是“历史意志”。这是作品主要题旨价值所在。正是这种残酷、无常的历史意志，将一个个善良、美好的生命个体抛来掷去，导致他们从旧的苦难到新的灾难，跳出一个时代的火坑又被抛进另一个时代的炼狱。如子虔、子豪、川崎君代、嘉华、曼若等人，往往由于历史意志的摆布而一生历尽折磨。谢嘉华自青年时代起就满腔热情地追求正义和民族昌盛的理想，投身于“革命”事业，“已把自己整个儿交给国家”，但从军阀混战、抗日、国共分裂，到土改、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他在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斗争的过程中，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却似乎始终无法摆脱厄运的缠绕：在沦陷区艰难开展对敌斗争，抗战胜利后却要接受是否“伪”的审查；作为土改运动的领导者，却遇上自己的亲戚是土改斗争对象，自己坚持原则却招致灾殃；后来更有妻子为了表示“划清界线”而荒唐的检举揭发、亲生儿子由于政治误解而对他的批斗殴打等。可以说，作品是以行进中的20世纪中国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刻划了在残酷的历史意志的强力裹挟下，传统道德文化的正面因素及其人格化代表的悲剧历程，并以鲜明的形象性格而肯定了淳朴善良的人性人情，张扬了民族大义和文化气节。
还应指出的是，《秦淮世家》虽无意在艺术技巧方面追新通异，但在“传统”的叙述方式中却显示出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语言方面。与人物活动的时代氛围相协调，与人物身份特征及其文化阶层相契合，是作品语言的主要成功之处。比如在第一、二部中，作品主要反映的是书香世家的生活及其“上流社会”的交往活动，所以叙事语言中总是透出一种较为浓郁的“书卷气”；而到了第三部，作品内容以反映谢家第四、五代人如乃康、乃慧们新的生存追求为主，作品叙事也就呈现出一种与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时代思潮相协调的新时代气息，语言也就相应地洗去了原有的书卷气，而更多地带有一种朴实化、“平民化”和自如的潇洒叙述的特点。
